罗戈任患了两个月脑炎，病愈之后，就受到侦讯与审判。他对一切都直供不讳，口供坦率准确，令人十分满意。由于他的供词，公爵从最初起就没有受到连累。罗戈任在审讯时，一句话也不说。他并不表示反对那位能说善辩的律师，律师很明确地，合乎逻辑地证明他所犯的罪是脑炎的结果，被告在犯罪之前很久，由于心情郁闷，就已经开始患这种病了。但是，他本人并没有补充什么话，来证实律师的论点；他仍旧明白而且正确地讲述和回忆这件杀人案的一切细节。由于他具有可以从宽处理的情节，结果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充军西伯利亚。他很严肃地、默默地、“沉郁地”倾听这个判决。他的一大笔财产，除了只有一小部分最初花在酗酒上面之外，其他的全部遗留给他的哥哥谢敏·谢敏诺维奇，这使他的兄弟喜出望外。罗戈任的母亲还继续活着，有时似乎很怀念她心爱的儿子帕尔芬，但是她记不清楚：上帝已经拯救了她的头脑和心灵，所以她根本就不知道在她那阴森森的屋子里发生的那起惨案。
列别杰夫、凯勒、加尼亚、普季岑和本书中的许多别的人物仍旧活着，变动很少，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伊波利特在异常惊慌中死去了，比他所预料的时间还早了一些，即在纳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死后两个星期。科利亚对于这件事非常震惊，他和母亲完全和好了。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替他担心，因为他太少年老成了，也许他会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至于公爵未来的命运，一部分是由他的热心奔走决定的：他早就看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拉多姆斯基与他最近所交的一切朋友有所不同。他首先到拉多姆斯基那里去，把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切详情，尽其所知，都告诉了这个人，而且还讲述了公爵现在的情况。他没有看错人，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热情地关心这个不幸的“白痴”的命运。由于这个人的努力和照顾，公爵又出国到瑞士什奈德尔的疗养院去了。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本人也出了国，打算久居欧洲，并公然自称为“俄国完全多余的人”。他时常地，至少三个月一次，到什奈德尔那里去拜访病友。但是，什奈德尔越来越皱眉，摇头不已；他暗示公爵的脑子已经完全损坏了；他并没有肯定地说不能治好，但是在暗示时却显出十分忧愁的样子。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把这一切全放在心上，他是个有心的人，仅从科利亚常给他写信，而他有时也写回信这一点来看，就可以得到证明。此外，我们还发现他的性格中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因为这个特点很好，所以我们赶紧来把它宣扬一番：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在每次访问什奈德尔的医院以后，除了给科利亚写信之外，还要发封信给彼得堡的一个人，把公爵现在的病情做一番详细的、同情的报告。在这些信里，除了恭恭敬敬表示忠诚之外，信内有时还夹杂着一些关于观点、概念和情感的坦白的叙述（而且越来越多）——一句话，开始吐露了类似亲密友好感情的东西。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通信（虽然通信的次数很少），而且博得他如此注意与尊敬的人，原来就是薇拉·列别杰娃。我们怎么也弄不清这种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当然是在公爵发生那件事情时开始的，那时候，薇拉·列别杰娃由于过于忧愁，病倒了。不过，他们究竟是怎样相识和产生友谊的，我们知道得并不详细，我们之所以提起这些信来，主要是由于其中有几封讲到叶潘钦一家的消息，尤其是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叶潘钦娜的消息。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从巴黎草草写了一封信来，其中报告说，阿格拉娅和一个波兰流亡伯爵产生了极简短的、不寻常的情谊以后，忽然嫁给他了。这件事是违背她父母的意旨的。即使父母最后表示同意了，那也只是由于担心这件事情会闹出大乱子来。沉默半年之后，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又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告诉他的女友说，他在最后一次到瑞士什奈德尔教授那里去的时候，在他那里遇见了叶潘钦家全家（自然要除去伊万·费道洛维奇，他由于公务在身留在彼得堡），还有施公爵。这次的会面是很奇怪的。他们大家见到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时，表示十分欢喜：阿杰莱达和亚历山德拉不知为什么很感谢他，说“他细心照顾了不幸的公爵”；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看见公爵病体垂危，不禁真心实意地哭起来了。看起来，对他过去的种种都宽恕了。施公爵讲了几句聪明的吉祥话。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觉得他和阿杰莱达还不十分情投意合；但是将来总有一天，那个烈性子的阿杰莱达会自愿地、真心地被施公爵的智慧和经验所征服，这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况且，她家所受到的种种教训对她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最近阿格拉娅和波兰流亡伯爵的那件事情。叶潘钦家把阿格拉娅嫁给这位伯爵时所担心的一切，在半年内已经全部变成事实，还加上那些无从想象的意外事故。原来那个伯爵并不是什么伯爵，即使他真是个流亡者，那也是由于他在过去有一段黑暗的、暧昧的历史。他用那种为祖国悲伤的高尚风度迷住了阿格拉娅，而且使她迷恋很深，甚至在出嫁之前，她就参加了波兰国外复兴委员会和一个天主教著名神父所主持的忏悔集会，这个神父完全征服了她的灵魂。他向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和施公爵提供关于伯爵巨额财产的千真万确的情报，不料这笔财产实际上并不存在。不但如此，在他们结婚后半年内，伯爵和他的朋友（就是那个著名的神父）竟促使阿格拉娅跟娘家完全吵翻了，因此她家里的人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和她见面了……一句话，本来是有许多话可以讲的，但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她的女儿们，甚至施公爵，由于被所有这些“可怕的事件”给吓坏了，当他们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谈话的时候，都怕提起某些事情来，虽然他们也知道，用不着他们讲出，他对阿格拉娅·伊万诺夫娜近来的种种荒唐行径也了如指掌。可怜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很想回到俄国去。据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说，她愤怒地，偏激地对他批评国外的一切：“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人会烤面包，到了冬天，就像地窖里的老鼠一样挨冻。”她说，“但是在这里，我对这个可怜的人，总算做了一场俄国式的哭泣。”她指着已经完全认不出她的公爵，很激动地补充说道，“我们已经消遣够了，现在应该听从理智了。所有的一切，所有这国外的一切，你们这整个欧洲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幻想，我们大家在国外也只是一个幻想……你们记住我的话，你们以后自然会明白的！”当她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分手的时候，几乎愤怒地结束了自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