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颁发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为近几年的课程改革做出了若干顶层设计，推动了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提出研究制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标准；其次，提出要对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进行修订，并且要依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来完善中小学课程教学有关标准；最后，对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进行统编。①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一)学科理论发展
1997年3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批准成立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交流由此进入一个新时期。1997—2019年召开的全国课程学术年会，大部分议题都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关，可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为课程与教学论的学术交流提供了研讨空间，在解决实践问题的基础上促进了学科理论的繁荣发展。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出台后，2001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朱慕菊主审、钟启泉等人主编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解读》的“绿皮书”。随着“绿皮书”的出版和课程改革的推进，学术界关于课程改革相关内容的讨论更为深入。例如，就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不要从国情出发、新课程改革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①“世界各国在课程改革中的创新和进步，我们应当很好地重视并加以认真研究、认真学习……在学习汲取时也还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学校与教师队伍的发展水平。照搬虽然省力气，但再好的思想、理论和办法，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照搬过来，都不会有好结果。”②“有人批评这次课程改革的理念是‘理想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其实，‘不适国情论’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公报》针对当时国民党老是在宣传所谓中国的国情，发表社论《贵顺潮流而不贵适国情》抨击道，我们珍贵的是要符合时代的潮流，不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国情是人造的，是可以改变的。‘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所以，‘不适国情论’的逻辑可以休矣。”①关于“国情论”的讨论，现在看来是对学科发展出发点问题上的分歧。当前，中国的任何改革都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改革，正在进行的改革都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的探索，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教育领域正在进行的改革也不例外，据此，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就是要对以往的历史、正在发生的现实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做出探讨和回应，而出发点无疑就是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