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忏悔录》的写作背景
写作前后，卢梭身心常受触动：交往障碍、制度压迫、反复的病痛、流亡的生活。紧迫的语境里有冲不破的艰难，他无力改观，甚至不知道怎么回事，尽是被动、惶恐与无助。
首先是文学共和国的是非。1756年，《百科全书》第七卷刊载达朗贝尔的“日内瓦”词条，批评加尔文教的一些牧师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又为戏剧辩护，“若在法律约束下，戏剧不会让风俗堕落”，他呼吁在日内瓦建剧场：
在日内瓦，人们不能忍受戏剧，不是不赞赏戏剧，而是害怕演员在年轻人中间传播装扮、挥霍与下流的趣味。严厉的法律能否限制演员的行为，杜绝其中的弊端？这样，日内瓦既能演戏，又有好风俗。戏剧能提升公民品性，使之有细腻的感受和优雅情感。[201]
关于戏剧与风俗的关系，之前的欧洲思想界已有过争论，包括“卡法罗事件”（Affaire Caffaro）。天主教会禁止信徒阅读戏剧，或去剧院观看，防止舞台上的人体、放荡和暴烈的情感破坏心灵的安宁，“戏剧家的才华不是美德，而是邪恶”。但在1694年，卡法罗（F. Caffaro）的《一封神学家的信》极力为戏剧辩护：“圣经里没有明确反对戏剧的论断，戏剧是普通人的娱乐，是语言与行为的恰当配合，若加以规范，就不会败坏风俗，也不会亵渎上帝……人的精神会疲劳，就像劳作后的身体一样，需要放松。”[202]随后，索邦神学院予以反驳，博叙埃神父在《论戏剧的信》（Lettres sur les spectacles）和《关于戏剧的思考》（Maximes et réflexions sur la comédie）里否定卡法罗的论断。1694—1697年，十余位各界人士参与争论，双方相持不下。[203]表面上，这是场文艺争论，实际上是关于宗教道德的争论，以前不受质疑的教会权力在世俗生活中不再有绝对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