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很少去看望先生。一是怕触及一些不愿意去谈去想的往事，二是怕先生问起我现在的学业，实在无言以对。看到先生以百岁高龄还在孜孜不倦于学术事业，我深感惭愧。前几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元末明初的学风》，在写到元末明初那种士大夫独立的风格被摧折殆尽的时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但是今天我辈又从先生身上继承了多少前辈的风范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把先辈的风范丢失殆尽呢?
《三论一谈》最后“一谈”是师母写的，谈的都是师母亲身经历的事情和她对世事的评论。每每看到这些短文，就想起师母叫我们“乖乖”的情景，其实那时我们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可是师母叫我们“乖乖”的时候，我却觉得我们确实是先生和师母面前的孩子，理所当然地应该去做一个“乖乖”的学生。
顺便说一件事情：王静是郑天挺先生的关门弟子。先生和师母就按照学术的师承，将她认作“小师妹”。每次见面就直呼“小师妹”，让我们这些身为师兄的人颇有些尴尬。后来王静考上我的博士，先生和师母知道后，特意安排了请我们一起吃饭，把王和、齐涛、宁欣都召到一起，席间先生说：我这个小师妹的学业，本来我应该管的。现在我年事已高，没精力管了，就交给商传，你一定要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