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17章 把救国会七君子下狱
先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的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且希望马上就实行。到了十一月廿三日那一天，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都被捕下监了。那几天也正是驻华北的日本军队大演习。十月廿六日，就有红军的将领致书与蒋介石及西北的各将领说：“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他们希望蒋介石悬崖勒马。那是因为蒋介石十月廿二日由南京飞到陕西，廿九日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共产党不以民族利益为本位，不论其标榜什么，政府决贯彻一向方针。”也因为西北军、东北军将士多倾向抗日，蒋介石就调蒋鼎文带着中央军入了陕西，为的是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这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蒋对张学良、杨虎城说：“无论怎样，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一定给一个严重的处置。”这是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打内仗而愿意对日本人作战，蒋介石才给他讲这种话。到了十日那天，蒋介石在西安的省党部向着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们说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远得很，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那就不算革命。”他说完了，一点好的印象都没有，一散会，许多军官大骂蒋介石。也因为九日的午前西安市的学生举行“一二·九”周年纪念游行，蒋介石下命令叫军警开枪镇压，就因为这样大多数的人们都说：“日本侵占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又在华北大演习，蒋介石说：‘离我们远可以不闻不问。’像七君子这一类的人们变成了救国有罪，一意的发动打内仗，这不是疯了吗？这简直的变成了神经病的人。”不论文的武的，不论老的少的都在这里像大祸临头一样，彼此相问：这可怎么好？这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我为了七君子的事，写信给蒋介石请他赶快放出来。蒋去西安，我给蒋打电报，再三再四地对蒋说：“非赶紧放出七君子不可。”蒋叫陈布雷见我说：“不久一定会放出来。”我对陈布雷说：“这不是久不久的事，全国人都说‘救国有罪’，这还得了万不可再迟，应当快快地放出来，才对呢！”陈布雷说，他马上见蒋去说。